记忆中的老舅
周丽俊
[作者手记]在上世纪60年代，甘肃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三年自然灾害及受到文革政治迫害，被迫向西北或东北方向自发迁移，在新疆北疆地区及内蒙古河套平原北部的农牧业种植区定居，成为解放后“走西口”的新一代移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此告别故土和亲人，在当地永久地定居下来。我的老舅就是当年这支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妈妈有三个兄弟。可是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只有两个舅舅—大舅和小舅。直到1981年底，姥姥去世的那个冬天，也正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下雪的冬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说着妈妈家乡的话，长着挺直的鼻梁，深邃的眼睛，眉宇间跟我大舅小舅很相象，只是个子矮小，年纪显得比他们都老一些。妈妈让我叫“大舅”，我想我已经有了一个大舅，怎么又多出一个大舅？于是，我嘴上叫着大舅，心里却当他是“老舅”。我对这个老舅很着迷，为什么以前没有见过呢？
那年老舅在我们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到来给我们这五个外甥女带来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老舅给我们讲他看过的《隋唐演义》中的陈咬金、《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等许多演义野史中的英雄人物和故事，他讲起来头头是道，绘声绘色，通常是这样开场白的：“话说隋朝末年，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讲述的同时，头也随着说话的节奏微微摆动，语调带着一种说书人才有的抑扬顿挫，原本古老的历史故事被老舅演绎得妙趣横生、色彩斑斓，一千多年前那些金戈铁马、肆意疆场的英雄人物仿佛就在我眼前一一闪现。我常托着腮帮听得入了迷，对眼前这个以前从未见过的老舅充满了敬佩之情。可惜精彩的故事还没听过瘾，老舅就踏上了西行的归途。妈妈告诉我：老舅的家在遥远的新疆，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才能到。为什么妈妈和大舅、小舅都在甘肃，而老舅却在离我们那么老远的新疆呢？带着这一连串的疑惑和好奇，我缠着妈妈要问个清楚，妈妈拗不过，给我们这些孩子讲了老舅的故事。自此，关于老舅，关于老舅人生中的那些坎坷经历，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听妈妈讲，老舅是姥爷家中的长子，是四个孩子中学问最高的一个，也是当年村子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西北甘肃农村，家里供养孩子上学是件了不起的事。姥姥家不仅供老舅上完了村子里的小学，还供他到县城上了中学，考上了师范学校，那可是当时县城里的最高学府。而妈妈因为是女孩，上学到初二就辍学在家务农了。可是，就在老舅快要毕业，即将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吃上农村人人羡慕的“公家饭”时，老舅却要回乡务农，理由很简单：他受不了在单位里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的约束。就这样，老舅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城镇户口，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自觉自愿地回到了农村。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老舅是个崇尚个性、崇尚自由的人。而妈妈却在一次招工考试中顺利考取，成为国营单位里的一名正式职工。
老舅回到农村后，很快娶妻生子。这时，那场席卷全国城镇乡村各个角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舅的命运因这场政治运动而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按老舅自由自在、淡泊名利的个性，他本不该与政治有什么瓜葛，为什么却因此而受到牵连呢？一切皆因文字而起。老舅的名字原本叫“牛兆富”，他嫌这个名字太土，就自作主张改成了“牛兆琼”，谁知这一改竟招来了祸端，公社革委会给老舅立了一条反社会主义的罪证：社会主义的农村日子越过越好，怎么是越来越穷（琼）呢！”之后便是开大会小会对老舅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批斗。老舅最终没能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带着舅妈和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孩子，在妈妈的帮助下，悄悄趴上了西去新疆的列车，从此踏上了离乡背景异地求生的道路。为了纪念自己的故土，老舅给表哥起名叫“生东”（甘肃相对于新疆在东部），意即表哥的根在甘肃。
由于新疆较内地气候寒冷，老舅终日在空旷的野地上放牧，再加上早年创业时艰苦的劳作，他的身体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腿部落下了关节炎的病根。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关节炎越发严重，腿脚行动不便，自从1981年回家奔丧后，便再也没能重返故土。但他经常写信给妈妈。老舅的信中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在很平常的家事叙述中，时不时带点“之乎者也”一类的字眼，还留有旧式文体的痕迹。在一封信中老舅写道：“我年少轻狂，不谙世事，只身离家，未尽到为人子、为兄长之责任，我很愧疚。有生之年，我最大之心愿乃帮助老家弟妹过上好日子也。”就在这一来一往的信件中，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之间割不断的亲情透过这薄薄的信笺得以传递和延续。
去年老舅家的小表妹结婚，给妈妈寄来了结婚时的实况录像带。此时老舅已年近七十，画面上的他看起来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头发花白，步履蹒跚，背佝偻着，目光中透着慈祥和平和。的确，老舅老了，人生的磨难和坎坷已将他从一个自由放任的青葱少年，变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七旬老人。我儿时记忆中那个风趣幽默、满腹诗书的老舅，仿佛真成了一种永远的记忆。妈妈看着录像带中的老舅，禁不住潸然泪下。透过妈妈晶莹的泪光，时光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些快乐的冬日，我们姐妹围坐在炉火旁，听老舅讲那些金戈铁马、肆意疆场的故事······
